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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秦始皇遺詔真偽：一封信，毀滅了一個王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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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觀古往今來有關遺詔的種種事情，可以用一句話來加以總結：所謂的遺詔問題，都是活人借死人的口說話，體現的都是活人的利益。死人說得好，活人接著說；死人沒有說，活人代他說；死人說得不好，活人修改重新說。有關秦始皇遺詔的問題，千百年來，不斷地被提起，也不斷地被質疑。秦始皇臨終前真的留下了遺詔嗎?這個遺詔真的被趙高等人掉了包,秦帝國真的因為這個被掉了包的遺詔而亡了國嗎?我們不妨來考察考察。
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，巡遊天下的始皇帝在芝罘(今山東煙台)乘船射殺了大魚以後，沿海西行，踏上了歸返咸陽的回程。車駕一行抵達平原津，始皇帝突然染病。卜卦的結果，有北方的山鬼作祟。始皇帝緊急派遣心腹大臣蒙毅前往代縣(今河北蔚縣)一帶，替代自己去祭祀名山大神，祈求消災除病。
車駕渡過黃河抵達沙丘平台時，始皇帝病情急遽惡化，不得不停駐下來。始皇帝預感不祥，緊急在病榻前口授遺詔，安排後事。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始皇帝遺詔，又是一樁聚訟紛紜的歷史疑案。這件事，《史記 ·秦始皇本紀》是這樣記載的：至平原津而病。始皇惡言死，群臣莫敢言死事。上病益甚，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：“與喪會咸陽而葬。”
這就是古代史記載的問題，關係帝國命運的如此大事，寥寥數語，而且語焉不詳。這封後來被稱為遺詔的“賜公子扶蘇璽書”，竟然只有七個字“與喪會咸陽而葬”。從上面這段紀事的字面上，我們只知道始皇帝身前厭惡談死，也沒有人敢在他面前談有關死的事情。他一直懷著不死的期望，不懈地與死神搏鬥，他對身後的事情，長期沒有明確的交代。不過，在生命的最後時刻，他終於認輸，向死神低頭，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死期來臨。他從不死的幻想中省悟過來，決定安排自己的後事。他將後事託付給長子扶蘇，詔令扶蘇從上郡回到咸陽，主持喪葬等一切事宜。
始皇帝口授遺詔時，幼子胡亥是唯一在身邊的兒子，也是他有意立為繼承人的愛子。然而，事到臨頭，在最後的決定關頭，他並沒有將後事交代給近在身邊的胡亥，而是交代給了遠在上郡的扶蘇。對於這件捨近求遠的事情，我們只能作這樣的解釋：經過十個月的親自考察，始皇帝最終認為胡亥不適合做自己的繼承人，他從扶蘇搖擺到胡亥的心，又從胡亥擺回到了扶蘇。
始皇帝口授遺詔時，在場有三位重要人物，胡亥、李斯和趙高。我們已經談到過，胡亥本來是沒有政治能力也沒有政治野心的年輕人，他坦然接受父親的決定，沒有多餘的遐想。但是，胡亥的老師趙高卻另有想法。當時，趙高的官職是中車府令兼行璽符令事，始皇帝的遺詔筆錄下來以後，要由他加蓋皇帝璽印，封口送出。他扣留了遺詔，說動胡亥和丞相李斯，銷毀了遺詔的原本，另外偽造了一份新的遺詔，詔令長子扶蘇自殺，立幼子胡亥為繼承人。這件事，史稱“沙丘之謀”。
沙丘之謀的關鍵，正是遺詔問題。始皇帝臨終之前真的留有遺詔嗎？這個遺詔究竟寫了些什麼內容？這個遺詔真的先被趙高扣留，後來被掉包了嗎？
這個有關始皇帝遺詔的問題，千百年來，不斷地被提起，也不斷地被質疑。實際上，不僅限於始皇帝的遺詔，在整個中國歷史上，遺詔就是一個不斷地出現而又始終說不清的複雜問題。為什麼這樣說呢？所謂遺詔，因為是先帝的臨終之言，留言人已經死去，死無對證；接受遺詔的人，往往只有先帝臨終前圍繞在病榻邊的寥寥數人，他們都是深深捲入政治旋渦中心的樞要人物，當然會根據自己的利益處置先帝遺留的種種問題，也包括所謂的遺詔問題。那麼，這些人將如何處理遺詔問題呢？
從歷代的事例來看，所謂遺詔問題，大體有三種情況：一，本無遺詔，後來出現的所謂遺詔，是由處理臨終事宜的人，根據自己的意願製作出來的。據我們現在所知，明代的遺詔多是如此。二，本有遺詔，遺詔的內容也符合處理臨終事宜的人的利益，於是遺詔被宣揚，被執行。漢武帝死前託付幼子與霍光等人的事情，應當屬於這一類。三，本有遺詔，但是，其內容不合於處理臨終事宜的人的利益，於是遺詔被銷毀隱瞞，再偽造出一個新的來。那麼，始皇帝的遺詔問題，究竟應當屬哪一類呢？我們不妨根據上述三種情況來作一個判斷。
看來，秦始皇的遺詔問題屬於第三類。《史記》的處理是比較合於史事和情理的。突然死亡的始皇帝臨終前匆匆留言，將後事託付與長子扶蘇，由於筆錄下來的遺言已經被銷毀，所以只留下一句意向性的證言：“與喪會咸陽而葬。”與，參與。喪，喪禮。會，會合。扶蘇是長子，他參與喪事就是主持喪葬儀式。秦始皇死在鉅鹿郡沙丘，遺體將運回咸陽，扶蘇在上郡，所以召回他到咸陽，與靈柩會合，為父親送終。
這句意向性的證言究竟是誰留下的，我們已經無法知道了。不過，始皇帝賜書扶甦的重大政治意義，當事人之一的趙高曾經作過一個比較明確的解釋，這個解釋見於《史記·李斯列傳》，文中敘述趙高扣留了始皇帝的遺詔以後，直接來見胡亥說：“上崩，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。長子至，即立為皇帝，而子無尺寸之地，為之奈何？”
這句話說：“皇上過世，沒有詔書封賜諸位王子，只有一封書信單獨賜予長子扶蘇，長子扶蘇到了咸陽以後，當即立為皇帝，而公子您則連尺寸的封土都沒有，如此一來您怎麼辦？”趙高所說的“賜長子書”就是被銷毀的遺詔，內容儘管不清，扶蘇將由此即位成為皇帝的事情卻是明白無誤的。通觀古往今來有關遺詔的種種事情，可以用一句話來加以總結：所謂的遺詔問題，都是活人借死人的口說話，體現的都是活人的利益。死人說得好，活人接著說；死人沒有說，活人代他說；死人說得不好，活人修改重新說。
我常常感嘆,古往今來,歷史在變化,人性卻沒有改變。類似的政治舞台,不時上演著類似的政治劇目。公元1976年,中國的政治舞台上,再一次上演了真假遺詔的鬧劇。毛主席的臨終遺言,究竟是“你辦事,我放心”,還是“按既定方針辦”,一時竟然成為政局的焦點。其間的道理和歷史教訓,值得我們深刻的反省和思考。
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，巡遊天下的始皇帝在芝罘(今山東煙台)乘船射殺了大魚以後，沿海西行，踏上了歸返咸陽的回程。車駕一行抵達平原津，始皇帝突然染病。卜卦的結果，有北方的山鬼作祟。始皇帝緊急派遣心腹大臣蒙毅前往代縣(今河北蔚縣)一帶，替代自己去祭祀名山大神，祈求消災除病。
車駕渡過黃河抵達沙丘平台時，始皇帝病情急遽惡化，不得不停駐下來。始皇帝預感不祥，緊急在病榻前口授遺詔，安排後事。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始皇帝遺詔，又是一樁聚訟紛紜的歷史疑案。這件事，《史記 ·秦始皇本紀》是這樣記載的：至平原津而病。始皇惡言死，群臣莫敢言死事。上病益甚，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：“與喪會咸陽而葬。”
這就是古代史記載的問題，關係帝國命運的如此大事，寥寥數語，而且語焉不詳。這封後來被稱為遺詔的“賜公子扶蘇璽書”，竟然只有七個字“與喪會咸陽而葬”。從上面這段紀事的字面上，我們只知道始皇帝身前厭惡談死，也沒有人敢在他面前談有關死的事情。他一直懷著不死的期望，不懈地與死神搏鬥，他對身後的事情，長期沒有明確的交代。不過，在生命的最後時刻，他終於認輸，向死神低頭，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死期來臨。他從不死的幻想中省悟過來，決定安排自己的後事。他將後事託付給長子扶蘇，詔令扶蘇從上郡回到咸陽，主持喪葬等一切事宜。
始皇帝口授遺詔時，幼子胡亥是唯一在身邊的兒子，也是他有意立為繼承人的愛子。然而，事到臨頭，在最後的決定關頭，他並沒有將後事交代給近在身邊的胡亥，而是交代給了遠在上郡的扶蘇。對於這件捨近求遠的事情，我們只能作這樣的解釋：經過十個月的親自考察，始皇帝最終認為胡亥不適合做自己的繼承人，他從扶蘇搖擺到胡亥的心，又從胡亥擺回到了扶蘇。
始皇帝口授遺詔時，在場有三位重要人物，胡亥、李斯和趙高。我們已經談到過，胡亥本來是沒有政治能力也沒有政治野心的年輕人，他坦然接受父親的決定，沒有多餘的遐想。但是，胡亥的老師趙高卻另有想法。當時，趙高的官職是中車府令兼行璽符令事，始皇帝的遺詔筆錄下來以後，要由他加蓋皇帝璽印，封口送出。他扣留了遺詔，說動胡亥和丞相李斯，銷毀了遺詔的原本，另外偽造了一份新的遺詔，詔令長子扶蘇自殺，立幼子胡亥為繼承人。這件事，史稱“沙丘之謀”。
沙丘之謀的關鍵，正是遺詔問題。始皇帝臨終之前真的留有遺詔嗎？這個遺詔究竟寫了些什麼內容？這個遺詔真的先被趙高扣留，後來被掉包了嗎？
這個有關始皇帝遺詔的問題，千百年來，不斷地被提起，也不斷地被質疑。實際上，不僅限於始皇帝的遺詔，在整個中國歷史上，遺詔就是一個不斷地出現而又始終說不清的複雜問題。為什麼這樣說呢？所謂遺詔，因為是先帝的臨終之言，留言人已經死去，死無對證；接受遺詔的人，往往只有先帝臨終前圍繞在病榻邊的寥寥數人，他們都是深深捲入政治旋渦中心的樞要人物，當然會根據自己的利益處置先帝遺留的種種問題，也包括所謂的遺詔問題。那麼，這些人將如何處理遺詔問題呢？
從歷代的事例來看，所謂遺詔問題，大體有三種情況：一，本無遺詔，後來出現的所謂遺詔，是由處理臨終事宜的人，根據自己的意願製作出來的。據我們現在所知，明代的遺詔多是如此。二，本有遺詔，遺詔的內容也符合處理臨終事宜的人的利益，於是遺詔被宣揚，被執行。漢武帝死前託付幼子與霍光等人的事情，應當屬於這一類。三，本有遺詔，但是，其內容不合於處理臨終事宜的人的利益，於是遺詔被銷毀隱瞞，再偽造出一個新的來。那麼，始皇帝的遺詔問題，究竟應當屬哪一類呢？我們不妨根據上述三種情況來作一個判斷。
看來，秦始皇的遺詔問題屬於第三類。《史記》的處理是比較合於史事和情理的。突然死亡的始皇帝臨終前匆匆留言，將後事託付與長子扶蘇，由於筆錄下來的遺言已經被銷毀，所以只留下一句意向性的證言：“與喪會咸陽而葬。”與，參與。喪，喪禮。會，會合。扶蘇是長子，他參與喪事就是主持喪葬儀式。秦始皇死在鉅鹿郡沙丘，遺體將運回咸陽，扶蘇在上郡，所以召回他到咸陽，與靈柩會合，為父親送終。
這句意向性的證言究竟是誰留下的，我們已經無法知道了。不過，始皇帝賜書扶甦的重大政治意義，當事人之一的趙高曾經作過一個比較明確的解釋，這個解釋見於《史記·李斯列傳》，文中敘述趙高扣留了始皇帝的遺詔以後，直接來見胡亥說：“上崩，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。長子至，即立為皇帝，而子無尺寸之地，為之奈何？”
這句話說：“皇上過世，沒有詔書封賜諸位王子，只有一封書信單獨賜予長子扶蘇，長子扶蘇到了咸陽以後，當即立為皇帝，而公子您則連尺寸的封土都沒有，如此一來您怎麼辦？”趙高所說的“賜長子書”就是被銷毀的遺詔，內容儘管不清，扶蘇將由此即位成為皇帝的事情卻是明白無誤的。通觀古往今來有關遺詔的種種事情，可以用一句話來加以總結：所謂的遺詔問題，都是活人借死人的口說話，體現的都是活人的利益。死人說得好，活人接著說；死人沒有說，活人代他說；死人說得不好，活人修改重新說。
我常常感嘆,古往今來,歷史在變化,人性卻沒有改變。類似的政治舞台,不時上演著類似的政治劇目。公元1976年,中國的政治舞台上,再一次上演了真假遺詔的鬧劇。毛主席的臨終遺言,究竟是“你辦事,我放心”,還是“按既定方針辦”,一時竟然成為政局的焦點。其間的道理和歷史教訓,值得我們深刻的反省和思考。